过了一会,青年人把右臂举起,把手抚上石碑,开口了:
“法师认为,是法源寺的名字好呢,还是悯忠寺好?”
和尚对突如其来的问话,没有任何惊异。顺口就答了:
“从对人的意义说,是法源寺好;从对鬼的意义说,是悯忠寺好;从对出家人的意义说,两个都好。”
青年人会心地一笑,法师也笑着。
“我觉得还是悯忠寺好,因为人早晚都要变成鬼。”
“寺庙的用意并不完全为了超度死者,也是为了觉悟生者。”
“但是悯忠寺盖的时候,却是为了超度死者。”
“超度死者的目的,除了为了死者以外,也为了生者。唐太宗当年把阵亡的两千人,都埋在一起,又盖这座悯忠寺以慰亡魂,也未尝不是给生者看。”
“对唐太宗说来,唐太宗杀了他弟弟元吉,又霸占了弟媳妇杨氏。后来,他把弟弟追封为巢刺王,把杨氏封为巢刺王妃。最妙的是,他把他跟弟媳妇奸生的儿子出继给死去的弟弟,而弟弟的五个儿子,却统统被他杀掉。照法师说来,这也是以慰亡魂,给生者看?”
“也不能说不是。”和尚不以为奇。“在中国帝王中,像有唐太宗那么多优点的人很少,唐太宗许多优点都考第一,当然他也有考第一的缺点,他在父子兄弟之间,惭德太多。有些是逼得不做不行;有些却不该做他做了。做过以后,他的优点又来收场,我认为他在事情过后,收场收得意味很深。盖这悯忠寺,就是证明。他肯盖这悯忠寺,在我们出家人看来,是种善因。”
“会不会是一种伪善?”
“判定善的真伪,要从他的做出来的看。做出来的是善,我们就与人为善,认为那是善;如果他没做,只是他想去行善。说去行善,就都不算。我认为唐太宗做了,不管是后悔后做了、还是忏悔后做了、还是为了女人寡妇做了、还是为了收揽民心做了,不管是什么理由,他做了。你就很难说他是伪善。只能说他动机复杂、纯度不够而已。”
“我所了解的善,跟法师不一样。谈到一个人的善,要追问到他本来的心迹,要看他心迹是不是为善。存心善,才算善,哪怕是转出恶果,仍旧无损于他的善行;相反的,存心恶,便算恶,尽管转出善果,仍旧不能不说是伪善;进一步说,不但存心恶如此,就便是存心不恶,但并没存心为善,转出善果,也不能说是善行;更进一步说,存心不善不恶,但若有心为善,转出的善果,也是不值得称道的,这就是俗话所说的‘有心为善,虽善不赏;无心为恶,虽恶不罚’。上面所说,重点是根本这个人要存心善,善是自然而然自内发出,而不是有心为善,有心为善是有目的的,跟善的本质有冲突,善的本质是没有别的目的的,善本身就是目的。至于无心为善,更不足道,只是碰巧有了善果而已,但比起存心为恶却反转出善果来的,当然也高明很多。天下最荒谬的事莫过于存心为恶,反而转出善果,这个作恶的人,反倒因此受人崇拜歌颂,这太不公道了!所以,唐太宗所作所为,是一种伪善。”
“刚才我说过,判定善的真伪,要从一个人做出来的看,而不是想出来的说出来的看。这个标准,也许不理想,可是它很客观。你口口声声要问一个人本来的心迹,你悬格太高了,人是多么复杂的动物,他的心迹又多么复杂,人的心迹,不是那么单纯的,也不是非善即恶的,事实上,它是善恶混合的、善恶共处的,有好的、有坏的、有明的、有暗的、有高的、有低的、有为人的、有为我的。而这些好坏明暗高低人我的对立,在一个人心迹里,也不一定是对立状态,而是混成一团状态,连他自己也弄不太清楚。心迹既是这么不可捉摸的抽象标准,你怎么能用这种标准来评定他存心善、还是存心不善不恶、还是存心恶、还是有心为善呢?心迹状态是一团乱麻,是他本人和别人都难分得一清二楚的啊。所以,我的办法是回过头来,以做出来的做标准,来知人论世、来以实践检验真理。我的标准也许比较宽,宽得把你所指的存心善以外的三类——就是存心不善不恶、有心为善、甚至是存心恶的三类都包括进去了,只要这四类都有善行表现出来,不管是有意的无意的好意的恶意的,只要有善行,一律加以肯定。所以我才说,唐太宗肯盖这个悯忠寺,是种善因。”
“法师真是佛心,喜欢与人为善,到了这样从宽录取的程度。”
“宽是宽了一点,但也不是不讲究分寸。像我说唐太宗盖这个悯忠寺,是种善因,并不是做善行,这就是分寸。”
“照法师这么说来,盖了这么个大庙都不算是善行,只算是善因,那么怎么才算是善行?”
“这要看对谁来说。如果某甲有一两黄金,他出九钱盖庙,哪怕只能盖一砖一瓦,这是善行;如果某乙有十万两黄金,他出一千两盖了整个的庙,他的善行,比起来像善因,很难算是善行。”
“所以唐太宗不算?”
“唐太宗身为皇帝,当然不止是十万两的某乙,他盖悯忠寺,不能算是善行。何况,他有权力根本就不使盖悯忠寺的理由发生,那就是何必出兵打高丽?不打高丽,就不会死人,就无忠可悯,所以,唐太宗如根本不打高丽,那才算是他的善行。”
“照法师这个因人而异的标准,我发现法师悬的格,简直比我还高。唐朝当时受到四边民族的压力,唐太宗不动手打别人,别人大了,就会打他,如今你法师竟用的是人类和平的标准、不杀不伐的佛教标准,来要求一个十九岁起兵、二十四岁灭群雄、二十九岁就君临天下的大人物,法师未免太苛求了。”
“你说的不无道理,我悬格太高了。可是,大人物犯的错,都是大错。唐太宗若不是大人物,我也不会这么苛求了。因为,从历史上看,当时高丽并没有威胁到唐朝,高丽虽然欺负它南边的新罗,但对唐朝,还受唐朝的封、还对唐朝入贡,唐太宗打它没成功,盖悯忠寺回来,第二年高丽还遣使来谢罪、还送了唐太宗两个高丽美人。这些行为,都说明了你说的唐太宗不动手打别人,别人大了,就会打他的威胁性,至少对高丽来说,是担心得太过分。我认为唐太宗打高丽,主要的原因是他的‘天可汗’思想作祟,要君临天下,当然也就谈不到爱和平了。我承认,要求唐太宗那样雄才大略的皇帝不走武力征服别人的路线,那反倒不近人情了。”
“这么说来,法师还是肯定唐太宗了?”
“当然肯定,任何人做出来的善我都肯定,而不以人废善。至于想去行善、说去行善,那只是一念之善,并没有行,那是不算的。善和行善是两回事,善不行,不算是善。”
“法师这样注意行、注意做、注意以实践检验真理,这种思想,跟孟子以至王阳明的,完全不一样。”
“是不一样。孟子认为发善情就是善,所谓‘乃若其情,则可以谓善矣’;王阳明认为在内心就是善,所谓‘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’,这些抽象的检定善的标准,我是不承认的。善必须要行,藏在心里是不行的。”
“法师这种见解,我听了很奇怪,太不唯心了,佛教是讲唯心的。”青年人露出一点取笑的神气。
和尚好像有一点为难,想了一下,最后说:
“真正的唯心是破除我执,释迦牟尼与何罗逻仙人辩道时说:‘若能除我及我执,一切尽舍,是名真解脱。’我执就是主观的心,善如果没行出来,只凭主观的心认为已经是善就善了,这是唯心的魔道,不是唯心的正道。唯心的正道是破除这种凭想凭说就算行了善的魔道。真正的唯心在告诉人什么是唯心的限度、什么是光凭唯心做不到的。比如说吃饭,必须吃,想吃和说吃并不算吃,一定要有吃的行为;善也是这类性质,善要有行为,没有行为的善才真是伪善。”
“法师这一番话,我很佩服。只是最后免不掉有点奇怪,奇怪这些话,不像是一般佛门弟子的口气、不像是出家人的口气。我说这话,是佩服,不是挖苦,请法师别见怪。”
和尚笑起来,又合十为礼。然后伸出右手,向庙门外面指一指:
“现在北京城都在过年,大年初二,外面正在赶热闹,而你这位年轻朋友居然有这么大的定力,不怕寂寞,一个人,到这冷清清的千年老庙来研究古碑龟趺,一看就不是凡品。”
——《北京法源寺》